第32章
他的中文老师安慰他说：“斯迈恩博士，这个城市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见，他在南京呆不长了。1951年，他离开了金陵大学，第二年成为肯塔基州来克星顿神学院的教员。贝茨也离开了南京，但却是在被拘留审查之后。
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他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付出的代价是健康。他的遗孀回忆说，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医生精心安排时间，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补回睡眠的时候，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白天，外科手术耗尽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则打断他的睡眠--他经常在夜里被叫出家门，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强奸行为。他似乎一直在对付肾上腺素。最后，他的身体崩溃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发作和精神的崩溃迫命他返国美国，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休养了一年。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美国，他忍受着医病的发作和梦魇的纠缠，在早晨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无法看清物体。
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两周以后，她的身体严重崩溃。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下面有一句话，显然是别人写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溃，必须把她送回美国。”沃特林的侄女回忆说，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国就医，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几次试图自杀。陪同她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轮船。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
从此，事情进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莱因哈特在中国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南京沦陷前几个月，他还到过南京。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令我欣喜的是，莱因哈特对我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很多长信。她提供的记述，照片和报刊文章，填补了拉贝一生中许多遗失的细节。
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当时厄休拉就在家里。她那时刚刚7岁，正在门口试穿·双新旱冰鞋，这时她看见两个穿着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样的人，他们把拉贝带上车拉走了。厄休拉说：“我祖父看起来十分紧张，而那两人非常呆板严肃，所以我竟没敢上前同祖父拥抱说声再见。”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约翰．一马吉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在被释放之后，或许是为了他的安全，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后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10月，德国政府退回了拉贝的报告，但约翰·马吉拍的胶片却被留下了。(拉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读了他的报告或是看过那些胶片，但今天拉贝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了。)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往经济部，在那里被政府的高层人士传阅，但拉贝不应期望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他的寓所被炸毁，苏军占领柏林又使拉贝一贫如洗。厄休拉·莱因哈特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柏林由英国人占领的部分，而不是苏军占领区。拉贝仍然断断续续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把经济信函译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后来发给他一个工作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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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他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付出的代价是健康。他的遗孀回忆说，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医生精心安排时间，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补回睡眠的时候，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白天，外科手术耗尽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则打断他的睡眠--他经常在夜里被叫出家门，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强奸行为。他似乎一直在对付肾上腺素。最后，他的身体崩溃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发作和精神的崩溃迫命他返国美国，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休养了一年。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美国，他忍受着医病的发作和梦魇的纠缠，在早晨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无法看清物体。
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两周以后，她的身体严重崩溃。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下面有一句话，显然是别人写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溃，必须把她送回美国。”沃特林的侄女回忆说，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国就医，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几次试图自杀。陪同她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轮船。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
从此，事情进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莱因哈特在中国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南京沦陷前几个月，他还到过南京。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令我欣喜的是，莱因哈特对我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很多长信。她提供的记述，照片和报刊文章，填补了拉贝一生中许多遗失的细节。
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当时厄休拉就在家里。她那时刚刚7岁，正在门口试穿·双新旱冰鞋，这时她看见两个穿着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样的人，他们把拉贝带上车拉走了。厄休拉说：“我祖父看起来十分紧张，而那两人非常呆板严肃，所以我竟没敢上前同祖父拥抱说声再见。”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约翰．一马吉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在被释放之后，或许是为了他的安全，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后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10月，德国政府退回了拉贝的报告，但约翰·马吉拍的胶片却被留下了。(拉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读了他的报告或是看过那些胶片，但今天拉贝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了。)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往经济部，在那里被政府的高层人士传阅，但拉贝不应期望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他的寓所被炸毁，苏军占领柏林又使拉贝一贫如洗。厄休拉·莱因哈特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柏林由英国人占领的部分，而不是苏军占领区。拉贝仍然断断续续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把经济信函译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后来发给他一个工作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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